Walter Isaacson《史蒂夫·乔布斯传》

摘录

我认为,他想完全掌控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的那种强烈欲望,就来源于他的性格以及刚出生就被抛弃这件事。

他们就是我的精子库和卵子库,这话并不过分,因为这就是事实,他们扮演的就是精子库的角色,仅此而已。

我遭遇的是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威,而且我不喜欢它。他们几乎都要制服我了。差一点儿他们就把我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赶走了。

在乔布斯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因为他在学校犯错而惩罚过他。“我爷爷是个酒鬼,还会用皮带抽我爸爸,但是我连一巴掌都没有挨过。”他又补充说,他的父母“都知道责任在学校,学校没有激发我的学习兴趣,而是让我去背一些没用的东西”。

几十年后,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感受时说,宗教应该更多地强调精神体验,而不是一味遵守教条。

当基督教太过基于信仰,而忽略了以耶稣的方式生活或者从耶稣的角度看世界时,它的精髓就消失了。

我觉得不同的宗教就好比通往同一栋房子的不同的门。有时候我觉得这栋房子存在,有时候我又觉得它不存在。这是最神秘的。

乡村生活对史蒂夫毫无吸引力,但有一幅画面却深深刻在了他心上。他看到了一只小牛犊的出生,让他惊讶的是,这只小动物才落地几分钟就挣扎着站起来开始走路。“这不是它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而是与生俱来的,”他回忆说,“人类的婴儿就没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虽然别人都不这么想。”

就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动物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和它大脑里的某些东西在它出生后立刻开始协同作用,而不需要去学习。

高中的最后两年,乔布斯的心智也快速发展,他发现自己既沉浸在极客的电子世界中,又喜欢文学和创造性的尝试。

就如同过去所有我们在其中寻找神性的伟大宗教一样……那些古老的目标都隐喻着现在——打开心扉、自问心源、脱离尘世(turn on, tune in, drop out)。”

这是一生中真正让我觉得羞愧的一件事。我当时不够体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不该那么做的。他们为了能让我去那儿读书竭尽全力,但我就是不愿意他们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有父母。我就想像个搭火车四处流浪的孤儿一样,突然出现在校园,没有根,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也没有背景故事。

素食主义与佛教禅宗,冥想与灵性,迷幻药与摇滚乐——那个时代寻求自我启迪的校园文化中,这几样标志性的行为,被乔布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集于一身。尽管如此,在他骨子里,电子极客的暗流仍在涌动,并在将来的某一天与他身上的其他特质完美地结合。

他和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的友谊也从此开始。乔布斯的一生中,弗里德兰是少有的能以个人魅力蛊惑他的人。乔布斯吸收了弗里德兰身上一些独具魅力的特质,有几年的时间甚至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直到后来把他看作吹牛高手。

他的招数之一就是死死盯着正在和他讲话的人。他会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问一个问题,要对方在不回避他目光的情况下回答。

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罗伯特总是标榜自己是个精神至上的人,但他越过了从魅力到欺骗的界限。”乔布斯说,“你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号称精神至上的人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淘金者,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学到了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间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做出完美的版面设计。这其中所蕴含的美、历史意味和艺术精妙之处是科学无法捕捉的,这让我陶醉。

乔布斯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艺术与科技的交汇处。在他所有的产品中,科技必定与完美的设计、外观、精致、手感、人性化甚至是浪漫结合在一起。

迷幻药让你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当药效退去之后你就记不清楚了,但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它让我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创造伟大的发明,而不是赚钱。我应该尽我所能,在历史和人类思想的长河中留下一些东西。

他有一项能力——是弗里德兰也具有的、乔布斯日后也学会了的——就是将个人魅力转化为说服力,通过个性的力量进行劝诱、胁迫以及扭曲事实。

一起在此处静修的有一个叫作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学家,他在印度致力于根除天花,后来负责管理谷歌的慈善机构以及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他成了乔布斯的终生好友。

对“般若”的强调——通过精神的集中而直观体验到的智慧和认知

我回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里,人们从未学习过理性思维。他们学习的是其他东西,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同样有价值,那就是直观和经验智慧的力量。

在印度的村庄待了 7 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这时外面下起了雨,他就教我们怎样利用环境声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继续冥想。

乔布斯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推动他们去完成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他认为某件事应该发生,那他就会尽力让它发生。

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件事展现了他们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对我来说,道德总是很重要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明明收到了那笔奖金,却告诉我他没有拿到。”他说,“但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也不能迷信权威。

乔布斯有时候像恶魔附身一般,而沃兹则像个被天使控制着的孩子。乔布斯有虚张声势的本事,这让他可以做成事情,虽然有时候要操纵别人。他有时候极富魅力,甚至让你着迷,但他也可以冷酷、残忍。而沃兹尼亚克却很害羞,有点儿社交障碍,这让他显得如同孩子般可爱。“沃兹在某些方面十分聪明,但他就像个天才白痴一样,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

马库拉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页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三点。第一点是共鸣(empathy),就是紧密结合顾客的感受。“我们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第二点是专注(focus)。“为了做好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第三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原则,有一个让人困惑的措辞:灌输(impute)。这涉及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传达的信号,来形成对它的判断。“人们确实会以貌取物,”他写道,“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质量、最实用的软件等,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顾客就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如果我们以创新的、专业的方式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就被灌输到顾客的思想中了。”

我真希望当时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整件事情。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父亲,所以没有勇敢地面对。但是当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她是我女儿的时候,我绝没有怀疑过。我同意提供她的抚养费直到她 18 岁,还给了克里斯安一笔钱。我在帕洛奥图找了一处房子,装修好,然后让她们免费住在里面。她母亲送她去最好的学校读书,费用也是由我来承担的。我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做得更好。

概念与产物之间投射着一道影子。在创新的过程中,新颖的想法只是一部分,具体执行也同样重要。

阿特金森认为应该把屏幕的深色背景换成白色的,这引发了一次重大冲突。屏幕背景色的改变可以实现阿特金森和乔布斯都想要的一个特性:WYSIWYG,这是“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缩写。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什么样,打印出来就还是什么样。

我从来没有为钱担心过。我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我从没担心过会挨饿;我在雅达利公司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还不错的工程师,所以我知道自己肯定可以维持生计;我读大学和在印度的时候,自己选择了过苦日子,尽管后来我开始工作了,我还是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我经历过贫穷,那种感觉很美好,因为我不用为钱担忧,后来我变得特别有钱了,还是不用为钱担心。

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愿意用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连接近理想主义都谈不上。他们自然不会让现今的任何哲学问题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因为他们要忙于学习自己的商科专业。

让人惊奇的是,即使你敏锐地意识到了现实扭曲力场,它还是可以在你身上产生作用,我们经常讨论有没有方法可以屏蔽这个力场,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只能认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

他跟克里斯安讲过这些。有一次他甚至暗示我,他是受到过上天启示的。这些话就像是从尼采口中说出来的。

Mac 的设计师比尔·阿特金森在这样的二分法中获得的总是积极的评价,他有如下描述: 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太难了,因为“神”与“白痴”之间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如果你是神,你就高高在上,存在于神坛上,绝不能犯错误。我们当中被认为是神的那些人,比如说我,都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凡人,我们也会做出糟糕的工程设计,也会像任何人一样吃饭放屁,所以我们总是害怕会被赶下神坛。而那些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辛勤工作的杰出工程师,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得不到赏识,永远无法摆脱白痴的身份。

但这样的分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当乔布斯的看法是关于想法而不是关于人的时候,他有时会很快推翻自己先前的判断。

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通常会告诉你,他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但之后,如果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想法,一个星期之后,他会找到你,然后把你的想法再提出来,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乔布斯作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是因为他缺乏情感上的敏感性吗?不,恰恰相反。他的情感理解能力是超强的。他有着超乎凡人的阅人能力,可以看出他人心理上的优势、弱点。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击对方心灵的最深处。他凭直觉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真的知道一些事情。这让他成为了哄骗、安抚、劝说、奉承、威胁他人的大师。

乔布斯的苛责与尖锐也有一些好处。那些没有被他摧毁的人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既是出于畏惧,又是渴望取悦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着这样的期待。

但如果你平静而自信,如果乔布斯审视你一番后认为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就会很尊重你。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聚集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谄媚者。

一天,乔布斯冲进了阿特金森手下一名工程师的小隔间,说出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这是狗屎。”阿特金森回忆说:“那个家伙回答,‘不,这其实是最好的方法。’然后他向史蒂夫解释了自己在工程方面做的一些权衡。”乔布斯败下阵来。阿特金森告诉他的团队,乔布斯的话不能照字面理解,需要转化一下。“我们把‘这是狗屎’解读为一个问句,它真实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个故事的结尾让阿特金森也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最终,那名工程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乔布斯之前指责的那个功能。“正因为史蒂夫挑战了他,他才找到了更好的方法。”阿特金森说,“这意味着,你可以反驳他的意见,但也应该认真听他说的话,因为他通常都是正确的。”

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拉里·凯尼恩(Larry Kenyon)的办公隔间,他是负责 Mac 电脑操作系统的工程师,乔布斯抱怨说开机启动时间太长了。凯尼恩开始解释,但乔布斯打断了他。乔布斯问道:“如果能救人一命的话,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 10 秒钟吗?”凯尼恩说也许可以。于是,乔布斯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演示,如果有 500 万人使用 Mac,而每天开机都要多用 10 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 3 亿分钟,而 3 亿分钟相当于至少 100 个人的终身寿命。“这番话让拉里十分震惊,几周过后,乔布斯再来看的时候,启动时间缩短了 28 秒。”阿特金森回忆说,“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

从 1981 年 6 月起,乔布斯开始参加在阿斯彭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设计大会(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这一时期,他对暗色调、工业气息十足的索尼风格的喜爱逐渐减弱。那年会议的焦点是意大利风格,出席的有建筑师兼设计师马里奥·贝里尼(Mario Bellini),电影制片人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汽车制造商塞尔吉奥·平尼法瑞那(Sergio Pininfarina)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女继承人、政治家苏珊娜·阿涅利(Susanna Agnelli)。“我就是去膜拜那些意大利设计师的,就好像电影《告别昨日》(Breaking Away)中的孩子膜拜意大利自行车手一样。”乔布斯回忆说,“那次会议真是一个奇妙的启示。”

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宣扬的准则中就包括“上帝就在细节之中”(God is in the details)和“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正如埃奇勒的房屋一样,艺术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

苹果奉行的这一原则也在它的第一版宣传册上凸显出来:“至繁归于至简。”

他的设计理念是,造型优美,但不能华而不实,同时还要充满乐趣。他崇尚极简派的设计风格,这源自他作为一名佛教禅宗信徒对简单的热爱,同时他又竭力避免因过度简单而让产品显得冷冰冰的,要保留产品的趣味感。他对待设计充满热情、极其严肃,同时,也带有一点玩乐精神。

伟大的艺术品不必追随潮流,它们自身就可以引领潮流。

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

演讲的最后,有人问乔布斯是否想做一些市场调查,看看顾客的需要。“不,”乔布斯回答,“因为在看到我们的产品之前,顾客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宝丽来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说的一些话,是关于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的,于是我决定,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既擅长人文.又喜欢科技;既擅长人文.又驾驭科学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的书,关于他过山车一般的人生,关于他炽热强烈的个性。他对完美的狂热以及积极的追求彻底变革了六大产业:个人电脑、动画电影、音乐、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和数字出版。

他们所做的并非是针对目标人群的普通产品改进,而是在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其需求的时候,就为其提供全新的设备和服务。

宝丽来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说的一些话,是关于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的,于是我决定,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既擅长人文.又驾驭科学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现实扭曲力场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的书,关于他过山车一般的人生,关于他炽热强烈的个性。他对完美的狂热以及积极的追求彻底变革了六大产业:个人电脑、动画电影、音乐、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和数字出版。

他们所做的并非是针对目标人群的普通产品改进,而是在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其需求的时候,就为其提供全新的设备和服务。

我认为,他想完全掌控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的那种强烈欲望,就来源于他的性格以及刚出生就被抛弃这件事。

他们就是我的精子库和卵子库,这话并不过分,因为这就是事实,他们扮演的就是精子库的角色,仅此而已。

我遭遇的是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威,而且我不喜欢它。他们几乎都要制服我了。差一点儿他们就把我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赶走了。

在乔布斯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因为他在学校犯错而惩罚过他。“我爷爷是个酒鬼,还会用皮带抽我爸爸,但是我连一巴掌都没有挨过。”他又补充说,他的父母“都知道责任在学校,学校没有激发我的学习兴趣,而是让我去背一些没用的东西”。

几十年后,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感受时说,宗教应该更多地强调精神体验,而不是一味遵守教条。

当基督教太过基于信仰,而忽略了以耶稣的方式生活或者从耶稣的角度看世界时,它的精髓就消失了。

我觉得不同的宗教就好比通往同一栋房子的不同的门。有时候我觉得这栋房子存在,有时候我又觉得它不存在。这是最神秘的。”

乡村生活对史蒂夫毫无吸引力,但有一幅画面却深深刻在了他心上。他看到了一只小牛犊的出生,让他惊讶的是,这只小动物才落地几分钟就挣扎着站起来开始走路。“这不是它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而是与生俱来的,”他回忆说,“人类的婴儿就没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虽然别人都不这么想。”

就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动物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和它大脑里的某些东西在它出生后立刻开始协同作用,而不需要去学习。

高中的最后两年,乔布斯的心智也快速发展,他发现自己既沉浸在极客的电子世界中,又喜欢文学和创造性的尝试。

就如同过去所有我们在其中寻找神性的伟大宗教一样……那些古老的目标都隐喻着现在——打开心扉、自问心源、脱离尘世(turn on, tune in, drop out)。

这是一生中真正让我觉得羞愧的一件事。我当时不够体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不该那么做的。他们为了能让我去那儿读书竭尽全力,但我就是不愿意他们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有父母。我就想像个搭火车四处流浪的孤儿一样,突然出现在校园,没有根,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也没有背景故事。

素食主义与佛教禅宗,冥想与灵性,迷幻药与摇滚乐——那个时代寻求自我启迪的校园文化中,这几样标志性的行为,被乔布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集于一身。尽管如此,在他骨子里,电子极客的暗流仍在涌动,并在将来的某一天与他身上的其他特质完美地结合。

他和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的友谊也从此开始。乔布斯的一生中,弗里德兰是少有的能以个人魅力蛊惑他的人。乔布斯吸收了弗里德兰身上一些独具魅力的特质,有几年的时间甚至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直到后来把他看作吹牛高手。

他的招数之一就是死死盯着正在和他讲话的人。他会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问一个问题,要对方在不回避他目光的情况下回答。

现实扭曲力场

“罗伯特总是标榜自己是个精神至上的人,但他越过了从魅力到欺骗的界限。”乔布斯说,“你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号称精神至上的人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淘金者,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学到了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间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做出完美的版面设计。这其中所蕴含的美、历史意味和艺术精妙之处是科学无法捕捉的,这让我陶醉。

乔布斯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艺术与科技的交汇处。在他所有的产品中,科技必定与完美的设计、外观、精致、手感、人性化甚至是浪漫结合在一起。

迷幻药让你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当药效退去之后你就记不清楚了,但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它让我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创造伟大的发明,而不是赚钱。我应该尽我所能,在历史和人类思想的长河中留下一些东西。

他有一项能力——是弗里德兰也具有的、乔布斯日后也学会了的——就是将个人魅力转化为说服力,通过个性的力量进行劝诱、胁迫以及扭曲事实。

一起在此处静修的有一个叫作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学家,他在印度致力于根除天花,后来负责管理谷歌的慈善机构以及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他成了乔布斯的终生好友。

对“般若”的强调——通过精神的集中而直观体验到的智慧和认知

我回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里,人们从未学习过理性思维。他们学习的是其他东西,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同样有价值,那就是直观和经验智慧的力量。

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这时外面下起了雨,他就教我们怎样利用环境声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继续冥想。

乔布斯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推动他们去完成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他认为某件事应该发生,那他就会尽力让它发生。

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件事展现了他们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对我来说,道德总是很重要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明明收到了那笔奖金,却告诉我他没有拿到。”他说,“但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也不能迷信权威。

乔布斯有时候像恶魔附身一般,而沃兹则像个被天使控制着的孩子。乔布斯有虚张声势的本事,这让他可以做成事情,虽然有时候要操纵别人。他有时候极富魅力,甚至让你着迷,但他也可以冷酷、残忍。而沃兹尼亚克却很害羞,有点儿社交障碍,这让他显得如同孩子般可爱。“沃兹在某些方面十分聪明,但他就像个天才白痴一样,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

马库拉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页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三点。第一点是 共鸣(empathy),就是紧密结合顾客的感受。“我们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第二点是 专注(focus)。“为了做好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第三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原则,有一个让人困惑的措辞: 灌输(impute)。这涉及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传达的信号,来形成对它的判断。“人们确实会以貌取物,”他写道,“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质量、最实用的软件等,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顾客就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如果我们以创新的、专业的方式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就被 灌输 到顾客的思想中了。”

我真希望当时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整件事情。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父亲,所以没有勇敢地面对。但是当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她是我女儿的时候,我绝没有怀疑过。我同意提供她的抚养费直到她18岁,还给了克里斯安一笔钱。我在帕洛奥图找了一处房子,装修好,然后让她们免费住在里面。她母亲送她去最好的学校读书,费用也是由我来承担的。我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做得更好。

概念与产物之间投射着一道影子。在创新的过程中,新颖的想法只是一部分,具体执行也同样重要。

阿特金森认为应该把屏幕的深色背景换成白色的,这引发了一次重大冲突。屏幕背景色的改变可以实现阿特金森和乔布斯都想要的一个特性:WYSIWYG,这是“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缩写。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什么样,打印出来就还是什么样。

我从来没有为钱担心过。我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我从没担心过会挨饿;我在雅达利公司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还不错的工程师,所以我知道自己肯定可以维持生计;我读大学和在印度的时候,自己选择了过苦日子,尽管后来我开始工作了,我还是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我经历过贫穷,那种感觉很美好,因为我不用为钱担忧,后来我变得特别有钱了,还是不用为钱担心。

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愿意用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连接近理想主义都谈不上。他们自然不会让现今的任何哲学问题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因为他们要忙于学习自己的商科专业。

让人惊奇的是,即使你敏锐地意识到了现实扭曲力场,它还是可以在你身上产生作用,我们经常讨论有没有方法可以屏蔽这个力场,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只能认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

他跟克里斯安讲过这些。有一次他甚至暗示我,他是受到过上天启示的。这些话就像是从尼采口中说出来的。

Mac的设计师比尔·阿特金森在这样的二分法中获得的总是积极的评价,他有如下描述:

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太难了,因为“神”与“白痴”之间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如果你是神,你就高高在上,存在于神坛上,绝不能犯错误。我们当中被认为是神的那些人,比如说我,都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凡人,我们也会做出糟糕的工程设计,也会像任何人一样吃饭放屁,所以我们总是害怕会被赶下神坛。而那些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辛勤工作的杰出工程师,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得不到赏识,永远无法摆脱白痴的身份。

但这样的分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当乔布斯的看法是关于想法而不是关于人的时候,他有时会很快推翻自己先前的判断。

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通常会告诉你,他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但之后,如果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想法,一个星期之后,他会找到你,然后把你的想法再提出来,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乔布斯作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是因为他缺乏情感上的敏感性吗?不,恰恰相反。他的情感理解能力是超强的。他有着超乎凡人的阅人能力,可以看出他人心理上的优势、弱点。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击对方心灵的最深处。他凭直觉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真的知道一些事情。这让他成为了哄骗、安抚、劝说、奉承、威胁他人的大师。

乔布斯的苛责与尖锐也有一些好处。那些没有被他摧毁的人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既是出于畏惧,又是渴望取悦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着这样的期待。

但如果你平静而自信,如果乔布斯审视你一番后认为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就会很尊重你。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聚集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谄媚者。

一天,乔布斯冲进了阿特金森手下一名工程师的小隔间,说出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这是狗屎。”阿特金森回忆说:“那个家伙回答,‘不,这其实是最好的方法。’然后他向史蒂夫解释了自己在工程方面做的一些权衡。”乔布斯败下阵来。阿特金森告诉他的团队,乔布斯的话不能照字面理解,需要转化一下。“我们把‘这是狗屎’解读为一个问句,它真实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个故事的结尾让阿特金森也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最终,那名工程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乔布斯之前指责的那个功能。“正因为史蒂夫挑战了他,他才找到了更好的方法。”阿特金森说,“这意味着,你可以反驳他的意见,但也应该认真听他说的话,因为他通常都是正确的。”

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拉里·凯尼恩(Larry Kenyon)的办公隔间,他是负责Mac电脑操作系统的工程师,乔布斯抱怨说开机启动时间太长了。凯尼恩开始解释,但乔布斯打断了他。乔布斯问道:“如果能救人一命的话,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10秒钟吗?”凯尼恩说也许可以。于是,乔布斯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演示,如果有500万人使用Mac,而每天开机都要多用10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而3亿分钟相当于至少100个人的终身寿命。“这番话让拉里十分震惊,几周过后,乔布斯再来看的时候,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阿特金森回忆说,“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

从1981年6月起,乔布斯开始参加在阿斯彭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设计大会(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这一时期,他对暗色调、工业气息十足的索尼风格的喜爱逐渐减弱。那年会议的焦点是意大利风格,出席的有建筑师兼设计师马里奥·贝里尼(Mario Bellini),电影制片人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汽车制造商塞尔吉奥·平尼法瑞那(Sergio Pininfarina)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女继承人、政治家苏珊娜·阿涅利(Susanna Agnelli)。“我就是去膜拜那些意大利设计师的,就好像电影《告别昨日》( Breaking Away)中的孩子膜拜意大利自行车手一样。”乔布斯回忆说,“那次会议真是一个奇妙的启示。”

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宣扬的准则中就包括“上帝就在细节之中”(God is in the details)和“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正如埃奇勒的房屋一样,艺术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