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提出问题

(1)整体来说,这本书到底在谈些什么?

作者的青春时光

(2)作者在细部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要学习经典,引用

(3)这本书说得有道理吗?

值得学习的点:

  1. 要读经典
  2. 经常思考

(4)这本书跟你有什么关系?

通过这本书,我认识到可以通过阅读经典的方式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摘录

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的本性,我会永远地喜爱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因为他们精力过剩到让人讨厌,永远不会安分守己地到处流浪,他们健康勇敢,散发出永远不会褪色的生命活力。我也会永远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呼吸的是空气,亲近的是自然,还有分享烟头的友谊,和可以流血的打架……

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孩子在不知疲倦地追赶信息技术的召唤的时候,看到他们温柔听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阳光灿烂的年代,想到密西西比河上的野蛮小孩子。谁享受着更幸福的生活?谁也无法说清。

一个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成长,尤其在青少年时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影响。

还有那个可笑的律师,把学校类比成商场本身就滑稽至极,商场的监视器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它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说。但教育却是应该激发人内心光明的一面,这些幼小没有成形的生命应该被爱与美引导,而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来监视。

过多的信息,破坏了我们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失去了判断能力的我们,只能继续陷入焦虑。最终,我们对信息产生了某种强迫症。大多数网民每天习惯性地去网上浏览几十条新闻,或在临睡前看几页畅销书以免缺乏谈资,我们靠咀嚼这些信息活着。

就像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中所说的:“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信息,而是思维的艺术。”

这种建议在现实中是如此苍白无力。一个习惯于看网络新闻与《北京青年报》的人,是不会阅读《伊利亚特》的。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勇气像梭罗一样抛弃现实,去到林中散步。

两点是:一、我们对于世界依然充满无限的好奇心;二、这个世界是复杂而非线性的。有了这两点存在,我们这世界的信息就依然会增加下去。

为什么有了这两点,信息便会增加呢?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陷》中说,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尽管每一项技术的发明都是人体器官的延伸,但是在这种延伸过程中,人类反而感觉到更深的沮丧感。弗洛伊德说:人类的文明一不小心就会被深藏的欲望所摧毁。

偶尔我们会想起奥登在《1939年9月1日》里的诗句: 愤怒和恐惧的电波 在这地球上光明的 和黑暗的土地上传送, 将我们的私生活扰乱……

镜子的发明,为我们的自我欣赏乃至自怜提供了安全而且清晰度高的条件。

我有时想,对个人来讲,镜子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让我们的脸比较干净,衣服比较得体,让姑娘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把口红涂到嘴唇上……但我们是否真正注视过镜子中的自己,或者说我们是否真有勇气直视自己。

当你长久地注视着镜面时,你的面目是逐渐模糊的,甚至失去了分辨自己五官的能力,它们漂亮或不漂亮,组合得协调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你会发现你正在接近你的本质,你始终隐藏的内心世界。你正在把镜子里那个家伙的面具一层层地剥下来,这过程真让人不太愉快。各种平日里你一直在躲避的情绪——懊悔、愤怒、惭愧,似乎全都用心险恶地露出它们的狰容,而你的内心世界似乎也正在被各种混乱的情感所搅拌。你正在逐步逼近你的内心,镜子里的那个家伙有点熟悉,但更多的却是陌生。每一面镜子都具有穿透效果,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得令自己吃惊的自己,它几乎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一点点地吞噬那个熟悉的自己。

在短暂的自我迷醉之后,你会开始躲闪镜子。只有真正的自恋者和对自己具有无穷信心的人才能长久执着地盯着镜子。这样的人必须具有卢梭的气质,《忏悔录》其实正是一面哈哈镜,把所有的优缺点都转化成了动人的影像。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让我似乎看到一个柔弱的老年人不知厌倦地坐在静静的湖边,久久地注视着水面映衬出的人像,越看越觉得凄惨动人,越看越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痛苦,越看越觉得世界不公。

我们的平庸,似乎也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缺乏持久的关怀与信任。

能给我带来最本质快乐的东西是来自生理上的

思想是什么,那些疯狂叫喊我们需要思想的人同样缺乏思想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念,文明一直是对个人的一种压抑,只有打破这种文明的束缚,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即本能是人类获得快乐的终极方式。

并非纵欲本身不好,而是担心纵欲之后的问题

其实在大部分生命历程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无意义和琐碎,生命的真正意义不过就在于能够激起至高快感的那短短瞬间。

文学是自己体会的,不用老是拿出来炫耀,而且越是那些半瓶子醋越喜欢拿出来晃荡。

这种情感型诉求也正是中国文化核心所在。中国文人的一切文化表现莫不在于对情、对景、对物的无原则抒情

如果你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与广阔的情感,

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是有区别的,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

像伟人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这两点正是媒体写作的原则所在。

另一种是完全民间式的写作,或者滥情,或用粗暴的论断将语言与思想彻底稀释,这种写作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激动,但是这种激动是如此廉价与短暂。

叔本华的话为我指出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写作方式是开放、鲜活的,同时又有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又尽量避免这种意见的粗暴与随意性

我反对武断、以快感为主导的写作。这样的作者常会高举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伟大旗帜,把乔治·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视为同道

他们攻击的是那些早已树立在那里、人人皆知的标靶,不厌其烦地用各种例证准确无误地击中靶心,然后为整个行动贴上“常识性写作”的美丽标签。 当我们仔细观察奥威尔及其忠诚的追随者时,我们一样会看到,出于急于争取受众的心态,他们采取了和批判对象同样的方式。他们的写作充斥着清晰却单调、简明却重复、刺激却粗暴的词汇,这样的载体已经决定了思想的平面与肤浅

我们反对“专制”“极权”“宣传”的原因,是我们渴望更丰富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人不是可以机械化处理的机器,他的生命尊严来源于他的非理性情感;而世界也不是可以依靠科学定律来简单描绘的,它是断裂、无连续和经常绝望的,而非完整的理性秩序与令人乐观的;我们隐藏于内心世界的欲望比外在的世界更难以征服……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顺从我们内心的冲动与意志,反抗外在的枷锁

我们已经适应了遗忘内心世界的生活。

汪曾祺在回答“为什么西南联大在八年内培养的人才比之后几十年的都多”时的答案是“自由”

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七十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所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我也从那时起,强烈地觉得大学应该是“务虚”的,应该追求那些缥缈的理想,因为这个年龄的血是最热的,束缚也是最少的。

这种快乐,是他始终旺盛的生命力。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力消解那些不幸,他对生命中的趣味性有一种迷恋性的尊重。

而我们再见面时,他也不会像那时一样激情地给我讲述他的想法。而大一时的充满求知欲的心态也逐渐远离我。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不知是否是因为成熟,我对于他的文章和观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异观点。而大一时的激情常常令现在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却又让我无限怀念。

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遇见了孔庆东,沐浴在那疲软的阳光下,我倾听着他的激情,并让自己热血沸腾。而灵魂呢?我们知道它藏在一个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必须加倍保护它,我们本能地知道,它是我们区别于大街上那些为了名利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唯一标志。

水与水撞击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夜并不难听,它激起了我们畅快的欢笑,这欢笑里是一种非常纯真的快乐,不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的确有点后悔,我对自己说,下次碰见她,一定要和她说话,不管发生什么危险,我要知道她的故事。我知道,一个人因为危险而拒绝未知的历险,是衰老的表现,我害怕自己衰老。

同学们应该牢记这两点:读《圣经》和保持大便通畅。后来读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才知道,这是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话。

一所大学的学生自由发展是大学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当思想自由发展时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是易卜生的不朽名言。

当岁月洗去那些随波逐流的庸俗,这些人类最精纯的品质就会发出它们本来的光辉。

北大人也越来越忽视这种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恐惧不合时宜,急于让自己和这个社会接轨,而不是改变这个社会。

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赋予自己灵魂导游者身份的能力,他们更多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各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艾伦·布鲁姆所说的让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

对于一个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叉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在一次晚间,我们走在未名湖边,一个长发女生飘过身旁,不知谁说了声“追”,两条身影就蹿了过去。一直到后半夜,这两个人才把我从床上惊醒,他们告诉我又进行了一次精神恋爱。这种游戏,他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玩着,从来没有厌倦过。其间他们不断恋爱,不断失恋,完全活在爱情中,或者说他们从来就不相信爱情。有时候我看到他们常常想到蜻蜓,只是点一下水就满足了。

假如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与其在年老体衰、万念俱灰时死去,还不如在这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的青年时代死去,让生命在灿烂的光明中消逝。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越过我肩头照进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着。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等咖啡凉了,我喝下半杯,放在桌上,继续写着……以后有的是日子,可以每天写一点。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

邪恶的一个根源就是人类对于理想的不断追逐。当人们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一方而致力于改善世界时,经常理所应当地运用强硬手段来对付反对势力。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在一篇对话里提到,音乐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经历过的个人往事,促使我们悲叹没有遭遇过的不幸和没有犯下的过错。在这位天才诗人看来,每一个跳动的乐符背后,都可能蕴含了无限丰富的情感与事件。

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我想说服自己,那是青春虚幻症的典型代表,对于自己无法拥有的品质,具有无限的憧憬,或者更直接地说,那叫幼稚;但我同时又无法避免地责备自己,我已经失去了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我越来越容易对生活表现出满足,我的精神正在变得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容易满足现状……或许这种内心的争执,意味着我依然在成长,依然厌倦着。

距离郁达夫的春愁将近一个世纪了,但那种纯净的情感,被今天的现实映衬得更加可贵。这是一个少年们拒绝含蓄的时代,同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早已不满足仅仅拉一下手,更不会理解那个简单的动作蕴含着怎样的惊险与快乐。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无限怀念那忧伤与羞涩,那是我们心灵依旧敏感而非麻木的标志。

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

爱,被加入了太多文化成分,被注入了太多精神意义,变成一种间接行为,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媒介来完成。爱似乎已经不是两个生命之间赤裸裸的交流了,而是被烦琐包围着,不断地被这些平淡稀释成一个平面化的词语,一个丧失了立体感与强劲热量的符号……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毫无顾忌的生理反应。

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个符号,而是事情自身。行为就是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人。

夜晚真是美妙。精灵抖动着它们的蓝发,那上面浸染了松树的芳香……

我们的头脑中已有了太多人为划分的区域,哪里是不可触及的,哪里是应该回避的……而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我们将生命本身功能化了。我们作茧自缚地设计了生命之路,预先规定了快乐的含义、成功的指标,还有生命的目标。在这样的束缚之下,我们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冒着危险接受诱惑是不值得的,只应该与身高170厘米的姑娘睡觉,偶尔放纵可以,但绝不能影响正常生活。

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是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它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欣赏艺术,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用其他方法无法掌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它使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社区成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哲学家周国平曾说:“我喜欢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幻想家总是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这种幻想观念其实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拥有的。

于是我们发现那些所谓的大学生,在没有理想牵引下,他们似乎有点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这位伟大的人物说道:“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条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就像康德所说的:“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有自我目的,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人文学科是一套知识体系,一种探索的途径,把严肃的真理、合理的判断和有意义的思想传达出来。它告诉我们国家及其他世界的人们是如何设法对付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的。那就是,正义是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保卫什么,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某些文化为什么繁荣,某些文化为什么衰落。

MIT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1972年著文认为:“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人们发现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保护他们目前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提高,别人会提高,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么。教育成为一种好投资……是因为如果别人受到教育而他们没有的话,就不可能保证自己未来的收入。实际上,教育成为保护人们‘市场份额’的一项必要的保护性开支。”

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应满足于培养伟大的人物,尽管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佛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

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大学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须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唯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

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的……

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更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学者杨东平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与30年代的清华最接近现代的大学模式。因为他们灌输的是理想与精神气质,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种职业技能。

因为目前的一切形式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大学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大学必须鼓励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游荡。他们必须在这里毫无拘束地观察世界,并赋予他们一种内在的崇高精神,让他们可以完整地独立在这个世界上。

简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它可以表现在:1.对伟大的文明传统的继承;2.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3.对个人品质的完善。

大学不是诗人的圣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一个试图拥有健全人格的学生,就必须了解生命的丰富比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更重要。

他们在人格上呈现出巨大的苍白,缺乏纵深的历史感,也没有对人类丰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局限在一种肤浅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作为人的存在,缺乏血肉和灵魂。

吴宓在当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坚信“治学的目的在于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学者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备人生识见的智者”。

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被强行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会觉得迷惘,或者突然在某一个时刻,对自己活着的意义产生严重质疑。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

  1. 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得出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没有被完全找到的东西,它取决于真理和知识永无休止的探索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
  2. 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对世界的反思,对人行为准则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业区分开。
  3. 科学首先有它的自我表现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也仅仅是第二位。当然,对于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索,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知识,并服务于社会。
  4. 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人才能形成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个性,然后,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和力量的境界。
  5. 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和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对此,甚至连皇帝威廉三世也说:“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因为只有来自内心且可以根植于内心的科学才能改变人的性格,而国家就如同人类那样很少关心知识和谈论,而是关心性格和行为。

他认为大学应该造就统一的、受到全面教育的德国人,为此大学必须拥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一点不能受到国家的干涉,也只有在这个程度上,大学才能发挥其最重要的功效。

每个人显然只有在自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它(希腊)所处的高级程度是不可能在其他民族那里再现的,这种程度就是高贵、伟大、真正值得不受约束的思想在灵魂中占有统治地位,以及这种思想在教育的可观性和人体运动的优雅性中生动地得到体现。

洪堡是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与卓越的人文主义者,人文理想实际上贯穿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

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热忱与感召力不一定非通过漂亮的言语表达,而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暗藏的意思是,除了大师的学术影响大学的研究水平,其个人魅力更给大学带来可能更加重要的无形气质,决定了一个学校的学风。

这位喜欢和他的学生罗素一起辩论的人,在《教育的目的》中写道:“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生活之间的关系。

“清华园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走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

在短短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艾伦·布鲁姆,芝加哥大学教授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怀特海的那句著名的话:“在中学里,他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我仿佛从沉睡中惊醒,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在胸中涌动。

哈佛大学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对通才教育目标的理解依据几个标准:1.学生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2.对认识和理解宇宙、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能力,不应该是一个狭隘无知的人,能够用开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4.懂得思考伦理学与道德问题;5.在某些知识领域拥有较高成就。

“通才教育”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一、面对人类精神世界越来越迷惘的时刻,大学必须培养对世界有整体理解的人,他们对人类的传统,如自由、民主等有着广泛的理解,能为社会提供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二、跨学科越来越多,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只有这种坚实的基础才可能造就出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我不断地提及历史,又不断地否认过去。我知道我无法看清楚未来,但是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召唤的声音。这声音令我的情绪再次激昂,提醒我不管身在何处,都必须不懈地学习。


参考资料

  1.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微信读书